疫情期间新西兰网红大肆宣扬谣言？但人们却无可奈何

【天维网援引Spinoff消息，Frank编译】据Spinoff网站的Jihee Junn报道，一些新西兰的网红现在经常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宣扬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假新闻和阴谋论。

Jihee Junn发现，当政府宣布奥克兰第二次进入3级警报时，Zoe Fuimaono在Instagram上表达了对政府“严厉法律”的不满。她敦促其他人不要相信政府的言论，要去寻找“真相”，如果不想的话那么就不要接受新冠测试。她说，戴口罩是行不通的，因为公众不知道如何正确戴口罩，而且这也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认可（事实上并没有）。

虽然这样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时有出现，但Fuimaono（@blessedindoubles）却是个拥有6.3万名粉丝的网红，她在成功地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变成了利润丰厚的生活方式品牌之后，已经成为了新西兰最受欢迎的网红之一。但是自疫情爆发以来，Fuimaono一直在她的社交媒体上质疑医学建议，并发表类似于“匿名者Q”模式的阴谋论。

Fuimaono并不是迄今为止唯一传播错误信息的网红。位于墨尔本的新西兰化妆师Manisha Solanki（@slay_nisha），拥有8800多个Instagram粉丝，女演员Briar Rose（@theebriarrose），有3300多个粉丝，舞蹈指导Jadee Poppop（@jadeepoppop），有超过2400名粉丝，也一直在分享“匿名者Q”类的阴谋论，并表示支持有争议的New Zealand Public Party党党魁Billy Te Kahika Jr。

同时，拥有1000多个粉丝的生活时尚博主Vanessa Rehm（@vanessarehm）自从将账户设置为私人账户后，就一再暗示5G可能是疫情爆发的原因。另外@ Chanel.lavieenrose也在私人账户内对3.4万名粉丝称：“独裁者Jacinda Ardern已决定将选举推迟四个星期，令人惊讶。”

网红发布错误信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疫情的到来已经将这种情况推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虽然阴谋论并不是人们的普遍看法，但是这些网红宣扬不实信息和阴谋论的趋势却让人担忧。网红们仅生产或散布了20%的虚假消息，但却占社交媒体参与度的69%。与其他虚假消息不同的是，与疫情相关的虚假消息可能使现实生活和公共健康处在危险之中。在曾经的反对疫苗接种运动中出现过这类情况，而在新冠疫情中，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近几个月来，社交媒体公司加大了对错误信息的打击力度。 Facebook表示，在4月至6月之间，它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删除了700万个包含虚假信息的帖子，并在同一时期对9800万个Facebook帖子发布了警告。到目前为止，Fuimaono和Rose的某些帖子也已被标记为“虚假信息”。

即便如此，社交媒体公司依然无法掌握大部分的内容。一项研究发现，在Facebook和Twitter上仍有90%的虚假内容完全可见且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而且，社交媒体公司几乎没有动力采取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因为Facebook“旨在促进即时错误信息的传播，然后通过反制虚假信息从政府获得奖励”。

与广播公司，新闻工作者或企业不同，网红基本上不受监管。广告标准局（ASA）的负责人表示，在过去两年中，ASA试图在该行业内引入规则，但其职责范围仅扩展到“有商业利益且它们充当广告商的平台时”。执行官Hilary Souter说：“我们仅会在涉及付费的领域介入，但人们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行为并不是我们要处理的。”

自6月以来，虚假新闻报道数量猛增114%，Netsafe建议人们举报反复分享错误信息的个人账户、页面等。Netsafe将审查这些报道，以确定是否违反了《有害数字通信法》。但是，Netsafe表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违规行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法案仅涵盖了欺凌，骚扰和恐吓，而不是分享错误信息。

尽管缺乏正规机制的约束，但网红仍可能因为传播虚假信息受到其他影响。 AUT的营销讲师Sommer Kapitan引用“市场机制”进行了解释。例如Fuimaono在上个月已经失去了将近900名粉丝，Countdown和Jeuneora品牌也结束了与她的合作关系（但Fuimaono表示是她个人中止了这些合作关系，因此她“不再受合同约束，被任何人禁言”）。

Kapitan引用的另一个市场机制是社交媒体营销机构（通常协助将品牌和网红连接在一起）在设定网红应如何行事的合同标准或指南中的作用。

她说，虽然尚未看到有关代理机构针对错误信息采取的任何正式行动，但她指出，“这可能是这些变化将首先发生的地方”。

新西兰最大的网红代理机构Social Club的联合首席执行官Melanie Spencer表示，尽管该机构的内部规定并未明确虚假信息和新闻的处理方式，但也确实要求网红“不要发布任何非法或危险的东西”。Spencer说，该机构目前正在计划发表一份具体说明，“因为这是我们的网红需要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Kapitan说，缺乏针对网红的管理框架的原因是这是个新的问题，尽管“普通人”有权在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享有言论自由，但网红是否需要有更多越是仍然值得商榷。

“我认为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危机，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团结起来，弄清楚网红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试着了解他们是否应该与广播公司遵守同一规则。”

“如果他们在某些人的生活中（与广播员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是否应该以类似的方式对它们进行监管？是否应允许某种形式的正式投诉流程，并在这个群体之间共享一套标准？我不是说是或不是，但是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不管喜欢与否，社交媒体和影响者都会存在。我们应当认清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