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闫如意 脱落酸

编辑丨菠菜

《奇葩说》又上热搜了，这次是因为一位嘉宾的发言。

最新一期的节目中，邀请了人口学家梁建章，为观众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催生课”。

总结来说，梁建章呼吁大家，为了国家，多生孩子。

因为如果大家都只生一个孩子，一千年以后中国人就会灭绝。

还没等到过年回家，大家就提前感受了一把亲戚们催生的恐惧。

但且不说中国人到底会不会灭绝，什么时候会灭绝。

梁建章起码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

“请为国家生个孩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1786万人减少了63万人，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1523万，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

二孩政策的开放，也并没有挽救中国的生育率太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7年到2015年，育龄妇女一胎生育率，呈急速下滑趋势。从峰值数据来看（23-24岁女性为生育峰值），一胎生育率峰值，已从2007年的118.5‰，下降至2015年的50.79‰。

而二胎的生育趋势呈现出了两极化。2011-201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4年间，二胎最高生育率上升了11.24‰。

一孩生育率下降至“腰斩”的同时，二孩的生育率却节节攀升。这意味着一个趋势：生孩子的，只生一胎打不住；不生孩子的，连一胎都不生。

二胎的生育峰值，出现在妇女27-29岁之间。这意味着，80后积压的生育愿望，在政策放开后得到了集中的释放。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适龄生育的90后，为什么连一胎都不想生了？

人口困境，不仅仅是中国的困境。日本和韩国政府，比中国更早陷入低生育率的恐慌中。

之前有媒体针对日本生育率问题编写了这么一首诗：“不爱不婚不生娃，岛国人民多奇葩；日本政府操碎心，宅男宅女就不听；老龄少子祸成双，大和民族将灭亡！”抛开民族情绪，单从数据来看，担心日本人会绝种并非夸张言论。

据日本内阁公布的《令和元年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显示，战后日本迎来婴儿潮，而后从1975年开始放缓。而前一年，日本新生儿有210万人，这一年则减少了10万人。到2018年，日本新出生人口只有92万人，而2018年有130多万人去世。

“少子化”、“低欲望”、“不婚不育”等形容词，早已牢牢扣在日本头上。为了刺激生育率，日本使出浑身解数，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怎么鼓励都没用。

无独有偶，今年8月28日，韩媒爆出，韩国合计生育率仅为0.98。这意味着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足1名子女，成为世界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请为国家生个孩子！”这句话虽是戏言，但却道出了韩国政府近几年来的心声。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预测，韩国人口将在2028年后不断减少。结婚5年内的夫妻，有超过40%都没有生孩子。

韩媒自嘲是“世界首创”。按牛津大学的大卫·科尔曼的话说：韩国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生孩子成了一门亏本买卖

影响东亚人生孩子意愿的原因很多，不过共性问题可以提炼为三个字：

生 不 起

这里有一条完美的闭环：就算生得起，那也养不起；养得起，学不起；学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

让东亚地区无数“准爸妈”断掉生育念头的一大因素是：天价教育账单。

2019年的暑假，凤凰WEEKLY曾做过一次篇报道：《月薪3万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对不起，今年涨到8万了》。

文中的一位上海家长，培训班+海外游学，娃一个暑假方方面面开销加起来，轻松过8万。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花费堪比发达国家。

然而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即使是白领，收入也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准的1/3。

隔壁日本的状况也不乐观。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儿童学习费用调查”数据：从幼儿园到高中15年间，如果全部让孩子上私立，共计需要1770万日元；全部公立则需要523万日元。

但日本国税局公布的日本人的平均年收，近几年都在400万—420万日元之间徘徊。

此外，东亚女性对于生娃，还有另一重顾虑。就是生育会给职场女性带来事业天花板。

调查问卷数据发现，85%的城市女性表示用人单位存在对女性的职业歧视行为。在众多不平等就业条款中，还存在专门针对女性生育的限制。

为什么东亚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支持这么少？

作家维舟曾经给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保留了下来。

两者冲突导致东亚社会对女性在生育上的支持严重不足。从而又引发“女性的复仇”，也就是媒体口中的“生育罢工”。

在韩国这个加班大国，政府规定女性有3个月的带薪产假，最多可以休到一年。但事实上，因为担心离开公司太久对地位的负面影响，超过7成韩国人没有休过产假。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各国之所以普遍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境，是因为因为欠缺让人民兼顾工作与育儿的措施。

但是政策好，年轻人就愿意生吗？

也并非如此。譬如在“包办婚姻”的新加坡，生娃能赚钱、结婚能赚房。为了鼓励年轻人生孩子，政府规定法定产假有16周，推出了“国庆日造人之夜”，但新加坡婚育率依旧低迷，成为人口出生率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对新加坡国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时间交友和照顾家庭陪伴孩子，又有什么理由把孩子生出来呢？为了精忠报国吗？

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人

养育孩子的成本变高、女性付出的代价高昂，只是生育意愿下降原因的一部分。

城市人口密度也对生育率有直接影响。

2003年-2012年东京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呈现直线负相关。人口密度高的区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较为稀疏的地区生育率达1.4。（1）

当城市资源有限，人口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年轻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已经耗尽全力，便无心生育。

高人口密度带来的资源竞争，首先体现在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上。

房价是最好的生育抑制政策，当人们为了买一套房需要花上半辈子、还得拼命加班还房贷时，能够分给家庭的精力就有限了。

而更多的年轻人对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毫无信心。

生活在韩国首尔的金政敏，在30岁的这一年，做到了年入3700万韩元(约22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在一线城市也不算差的收入了，也仅仅能维持收支平衡。

金政敏租住在首尔南部一间4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135万韩元（约8000元人民币）。每个近半收入都要用来交房租，“每天睁开眼睛就想，我又为房东打了一天工。”

而在北京，一个平均收入的年轻人，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6年，才能负担得起一个平均价格、人均住房面积的房子。

据北京市统计局信息，2018年，北京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3.08平方米。

有限的城市资源不仅限于土地。

土地有扩张的余地，但是更多资源却很难跟上，与生育密切相关的教育资源，就是其中之一。

在快速扩张城市里，教育资源有多难争取？

几乎每年，一线城市都会被爆出“学位缺口”的新闻。

2018年，深圳在园幼儿数达到53万，超过北京、上海，在园幼儿数全国排第一。

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深圳在2015年应该有小学至少719所，而当年深圳小学总计只有334所，缺口达到385所。

据教育部门测算，预计到2020年，深圳小一学位缺口4.95万个，初一学位缺口1.06万个。这还是在学校已经扩建、扩班、增大班额的前提下。

为了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父母需要花费成倍的精力。

如果说人才招引是城市发展的方式，那么跟不上脚步的教育资源，是挤出人才的最好方式。

来到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只能选择离开这里，或者不要孩子。

“我都不幸福，孩子能幸福吗？”

被有限资源消磨的，不仅仅是年轻人的时间、精力，还有他们对与生活的热情。

34岁的韩国人金宝拉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没钱、没资源、没时间，每天下班只能缩在公寓里吃拉面，你让我结婚生子？”

金宝拉跟弟弟、妹妹和朋友四个人合租了首尔市内一套70平的公寓，但如今的租金让她备感压力。合约到期后，她打算搬去首都周边的卫星城，“市内已经住不起了”。

金宝拉很喜欢小孩，

“但回想自己的成长轨迹就会觉得：真的不值得。我不断问自己，让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实在太累了吧？”

“他是不是会像我一样，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也要加班到很晚，还要忍受着一些不能拒绝的社交活动。

即便结婚了，还得支付天文数字的房租，老了后还可能面临‘老无所养’的问题。

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应该是充满希望，期待美好，但我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在北京生活的文心今年27岁，距离家里给的“结婚deadline”还剩下1年。

但她对婚姻和生育毫无期待。“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加班，假期微信回复一个不及时还会被训斥，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时间。我不知道生活的乐趣在哪里，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如果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要将一个生命带来这个世界，让他再体验一遍？”文心说。“也许有一天我会迫于家人的压力，结婚，生下他，但我应该会为此感到很愧疚。”

在被社会裹挟着前进的时候，东亚年轻人的个人生活几乎全都被挤压殆尽。

人们试图想要超跃自己所处的阶层，但所做的努力收效胜微。努力和奋斗不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成了维持自己生活的必须状态。

《低欲望社会》一书出版以后，一位四处打工维持生活的日本年轻人，在作者的空间里留下了一条评论。

他说：不是低欲望啊，是对未来的恐惧超过了欲望。

当年轻人们对生活变得毫无期待甚至是充满恐惧，再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也许都难挽救生育率。